为什么中国人爱储蓄，美国人不存钱

　　较高的储蓄率在危机时刻显得异常珍贵。谁有更高的储蓄率，谁就能加大投资，延长债务周期，并能成功抵御各种危机冲击，并率先实现经济复苏。为什么希腊在债务率112%时就爆发债务危机，而日本在债务率达到320%却没有债务危机，核心就是国民储蓄率问题，日本国债绝大部分可以在日本国内消化。

　　家庭储蓄被定义为家庭可支配收入扣除家庭消费的部分。而家庭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就是储蓄率，可以跨国比较。东亚人尤其是中国人，一般被认为习惯于省吃俭用。相反，消费主义作风一直是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的标签。美联储的一项数据在中文互联网流传很广：差不多有一半的美国人，拿不出400美元现金应急。从数据上来说，美国人确实不爱存钱。2016年，美国家庭储蓄率只有6.91%。相比之下，中国同年数据为36.14%。美国人为什么这么不爱存钱呢?

　　中美储蓄率差异的原因

　　中国高储蓄和美国低储蓄差异有以下几个原因：

　　(1)经济阶段性差异。不同的经济阶段对应的是不同的适度储蓄率。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拥有较完善的市场机制与结构，并且较早完成了工业化(1913年)，早早就步入了高消费及追求生活质量阶段，所以对应的适度储蓄率较低。而我国虽然近几年经济增速较快，但仍未完成工业化，人均经济总量也较低，所以对应的适度储蓄率较高。

　　(2)经济体制及政策差异。在相当长时间里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其对应的卖方市场属于一种短缺经济状态，经济主体即使有充足的收入及较高的消费意愿，在这种极端条件下也是很难实现较高消费，即强制性储蓄较多，政策上也引导并鼓励节俭。而美国较早实行了市场经济体制，一方面买方市场为高消费提供了基础平台;另一方面收入的增加及政策的鼓励，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后连续积极的货币财政刺激，也为其高消费低储蓄的增长模式提供了支持。

　　(3)金融市场发展程度或融资便利程度差异。储蓄的主要功能是为投资和未来的消费进行融资。如果消费主体和投资主体能够顺利从其他渠道，例如在资本市场上进行融资或者向其他国家借款获得融资的话，储蓄的必要性就有所削弱。从这个角度来看，也就不难理解中美储蓄率为何差异如此之大。

　　(4)人口结构差异。人口因素对储蓄率的影响集中反映在莫迪里安尼的生命周期理论中。该理论认为, 消费主体在年轻时消费低于收入进行储蓄，在年老时消费高于收入进行负储。因此,当一国人口结构呈现年轻化时,该国的储蓄率将会上升，当一国人口结构转为老龄化时,该国的储蓄率将会下降。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率逐步上升，适龄劳动力不断增加即出现所谓的人口红利现象，而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后人口老年化趋于严重，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储蓄率大幅上升而美国的储蓄率则趋于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证明了两国间储蓄率的差异与其人口结构差异存在一定关联。

　　(5)可支配收入水平差异。总的来说，决定储蓄率的因素主要包括两个：可支配收入及边际储蓄倾向或边际消费倾向。学者发现，人均收入增长是私人储蓄和政府储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而且该因素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要比发达国家更为显著。

　　(6)社会保障完善程度差异。社会安全网建设状况直接关系到居民对未来收入支出的预期进而影响储蓄率。因为消费主体都具有一定的风险规避意识,当其面临未来收支不确定性越强时，他们往往倾向于增加当期储蓄，以抵御未来可能遭遇的不利冲击。储蓄是养老保险的一种重要补充形式。例如，在1929—1971年,美国的社会保障越发健全，大约挤出了30%—50%的个人储蓄，社会保障对于储蓄存在明显挤出效应。

　　影响中美间储蓄率差异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不仅包括了以上所述，还有诸如文化传统、转型因素、经济增长速度、教育水平等等。

　　中美储蓄率相向而行态势明显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人的家庭储蓄率并非一直这么高。1990年代以前几乎和美国处在同一水平，但剧烈的经济体制转型改变了一切。1990年代开始的大规模企业改革和裁员增加了预期收入和消费的不确定性，削弱了企业提供的社会安全网络，加上1997年开始的养老金改革减少了养老金总规模;同时，这一时期国家经济发展迅猛，民众收入增加，国家引入的私人房产所有权也触发了中国家庭对住房资产的需求。这几个因素共同作用，让越来越多的中国家庭开始预防性存钱，中国的储蓄率才不断上涨，将美国远远甩在身后。

　　《华夏时报》发表冉学东的文章说，2008年发生全球金融危机，学者普遍认为，中美经济的失衡是发生金融危机的最根本原因，而当时中美之间最大的失衡就是储蓄率，中国储蓄率过高，消费过低;美国消费过高，储蓄率过低。这形成中国的投资驱动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过剩的储蓄进入过剩的投资，过剩的物品被出口给美国，以满足其高消费，导致中国经济过于依赖出口、依赖投资，美国制造业进一步空心化，人民币升值压力很大，外汇储备达到4万亿的历史高点。

　　改革开放以来，居民储蓄率总体上呈现出波动上升的趋势，在2010年达到峰值42.1%，随后开始下滑，并在2016年降至36.14%。整体来看，近20年来我国的居民储蓄率基本维持在30%-40%的区间，变化平稳。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BEA)公布的美国个人储蓄率数据，美国近几十年的储蓄率水平则一直在3%-10%之间波动，其在2005年达到最低点3.2%，2008年金融危机后逐步回升，在2012年达到近年最高峰8.90%，之后又略有下降，于2016年开始维持在6.7%的水平。

　　时光进入2020年，作为全球两个最主要的经济体，中国和美国储蓄率相向而行的态势明显。疫情期间美国储蓄率已经攀升到史无前例的33.0%。原因一方面是对病毒的恐惧以及随之而来的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大小商店纷纷关门应对新冠大流行，人们没地方花钱，只能“被迫存钱”。

　　但美国仍是一个消费驱动发展的社会，虽然储蓄率尚未达到中国的水平，但各路经济学家已经纷纷表示，过度储蓄会伤害美国经济：如果每个人都开始存钱，经济衰退只会越来越严重，因为储蓄越多，花钱越少，于是衰退越严重，最后继续导致人们恐慌性存钱，陷入恶性循环。

　　相反，中国的储蓄率开始呈现小幅下降趋势，尤其是中国的年轻人越来越敢于消费。携程网的一份报告也指出，中国出境游客有三分之一是90后。并且，中国的年轻人已经越来越习惯于信贷消费。蚂蚁金服发布的《中国养老前景调查报告》显示，35岁以下的年轻人有超过半数还未开始准备养老储蓄。

　　较高的储蓄率在危机时刻显得异常珍贵。谁有更高的储蓄率，谁就能加大投资，延长债务周期，并能成功抵御各种危机冲击，并率先实现经济复苏。为什么希腊在债务率112%时就爆发债务危机，而日本在债务率达到320%却没有债务危机，核心还是国民储蓄率问题，日本国债绝大部分还是在日本国内消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