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文树人树心碑——怀念文德双馨的任远先生

　　光阴如流，不舍昼夜。转眼间，到今年11月21日，我的前辈恩师任远先生离开我们已经19年了。其间，我不止一次地从书架上取下他当年亲笔题名赠送我的散文集《山水情》《故乡情》和诗集《献给泰山与黄河的歌》等文集，逐篇逐句捧读之中，仿佛捧着任老那颗赤诚火热的心，不仅从他文章中汲取着营养、享受着审美的愉悦，更使我眼前浮现出任老那慈祥仁爱、谦虚朴诚的音容笑貌，每每陷入深切的缅怀和崇敬之中而难以自已。

　　记者王怀林在1994年写过一篇访作家任远的文章《树文树人树心碑》。文中写道，任老刚刚20岁就踏进了《青年文化报》的大门，开始了他“为他人做嫁衣裳”的笔耕生涯。由《青年文化报》到《济南工人报》，从《济南晚报》到《济南日报》，之后再到《泉城》文学月刊、《当代小说》月刊。45年间，经他编发或签发的稿件达五千万字以上。他团结广大作者、通讯员办报办刊，都很有文采和特色。特别是济南市老中青三代作家中，几乎很少有谁的文稿未曾经过他亲手进行梳理。如今活跃在省市文坛的作者，许多人都以做过他的学生为荣，从他的人格和文风中吸取过营养，提高艺品和人品品位。而笔者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曾在任老属下从事编辑记者工作达五六年，直接聆听他的人生教诲和业务上的指正，可谓得天独厚、三生有幸了!

　　那是1976年3月，我从部队转业直接进济南日报社党委办公室担任党委秘书。一年后，党委批准我的请求到编辑部文教组分管医疗卫生、计生方面的宣传报道。那时，编辑部人手较少，每个人都要既当记者、下去采访稿件，又要当编辑，回来后把采访的素材写成稿件。还要负责与分管系统的通讯员联系组稿等，即采、编、通合一。我虽然在部队搞过多年通讯报道，但并不熟悉编辑业务。时任文教组组长的任老便经常在下班后，像老师单独辅导学生那样，具体详尽地给我讲解消息、通讯、评论等各种新闻体裁的特点及写作要领。从文章的主题提炼到力求“三性”(生动性、鲜明性、活泼性);从题目的制作到如何修改文章等等，一一给我作了耐心而系统的辅导，使我很快熟悉掌握了编写修改的基本知识。

　　虽然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任远老师和徐北文、孔孚、孙静轩三位文人被济南文坛誉为“四大名士”，在济南文化界可谓人人皆知。“直到今天，任远先生仍然被公认为是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济南市最令人尊敬的文学编辑”(周长风语)。但是，由于当时经济条件所限，任老师一家几口多年来，一直挤在经五纬一拐角济南日报宿舍一处十几平方的单元房。不仅面积狭小，而且居住的一楼阴暗潮湿，长年难见阳光。就是在如此简陋的环境下，任老毫无怨言，且笔耕不止，写出了《济南文坛漫话》《骆淑芳和丁长久的故事》《雨濛濛》等一部部报告文学、散文、诗歌诸多文学作品。那时，我住在和他同一宿舍的五楼。每当遇到工作中的难题，或读书中的疑惑，便不管任老什么情况，一阵风跑下去“登堂入室”，零距离向他请教。差不多每次到他家，往往见他不是埋头写作，便是凝神读书，不由使我十分感动，也为自己唐突打扰而不安。而任老却毫不介意，每次都是笑容以待，耐心指导，从不厌烦轻慢。而每次经他指点，我都顿感茅塞大开，受益匪浅。不仅释疑解惑，增长知识，更深感一位长辈学者给晚辈同事那种温厚关爱、谦和礼让的温暖。不仅如此，就连他的老伴儿梁玉洁也是与人为善、慈爱有加的长者。每当我去请教任老，梁老师总是笑脸相迎，热情接待。还往往在我与任老交谈时，不知何时已悄悄地为我放上了一杯热茶，使我心中倍感温暖。一天晚上，我到任老家，他还在报社开会，我便同梁老师闲聊起来。我说，我三天两头地闯到你家来，从没打过招呼，如此不礼貌的“不速之客”，您烦不烦?梁老师说，怎么这样说呢!你找老任是为了学知识、解难题，这是好学上进呀，也是信得过老任呀，我们只会高兴，哪会厌烦呢!再说咱们是楼上楼下，远亲不如近邻呀!只要你认为需要，啥时来我们都欢迎。我们家的门，啥时候都乐意为你们这些好学的青年敞开着!梁老一席话，让我感到心里像吹进一股春风那样温暖惬意。梁老虽然也在2017年5月4日寻夫远行，但她那慈祥的笑容和温馨的话语，至今仍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影像中，犹如昨日，难以忘怀!就连他们当时上小学的大儿子任建新，见了我们都是每每问好，彬彬有礼，同楼邻居无不夸赞，口碑甚好!大家说，任老不仅有学问有品行，而且家风也好，不愧是书香门第、道德人家!

　　正如王怀林记者所言，任远不仅献身“绿叶”的事业，文彩出众，佳作累累，“但最重要的是他待人厚道、亲切、谦和，深谙育人之道。”多年来，任老不仅对我耳提面命，循循善诱，对当时我们文教组的每个编辑也都是倾尽全力，悉心指教。我们组当时的编辑如孙兴振、郑福同、李朝晖、李平达、杨冬梅及老文艺评论家汤和生等，都曾得到他的指点帮助。

　　(作者系中国红十字报山东记者站原站长、山东省红十字会退休干部、山东红十字报原总编、主任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