厘清师生边界，应进一步推动规则明确化

　　4月10日晚，北京邮电大学就学生联名举报导师事件发布调查通报，决定取消郑某研究生导师资格。北京邮电大学的通报指出：现已查实，郑某未能正确履行研究生导师职责，对学生学业疏于指导;未能做到关心爱护学生，要求学生从事与学习、科研无关事宜;未按学校相关规定给学生发放助研津贴。学校决定取消郑某研究生导师资格，停止其教学工作，给予降低岗位等级的行政处分。学校将尊重学生意愿，为郑某指导的所有学生调换导师。(4月11日中新社)

　　研究生联名举报导师，自带某种孤注一掷、放手一搏的意味。而从学校的通报看，学生们好像成了“获胜”的一方。当然了，与其说“胜利”，还不如说“解脱”。可以想见，在走到“联名举报”这万不得已的一步前，牵涉其中的学生们，必然经历了一段难熬的时光。从此前流出的举报材料看，竟有23页之多。郑某的诸般劣迹，于学生们而言，想必都是痛苦的回忆。而今，尘埃落定，师生之间的恩怨似乎有了了结，可复盘此事来龙去脉，还是留下了太多的唏嘘与抱憾。

　　事实上，就在前不久，华中农业大学也发生了“学生集体举报导师造假”的事件。如果说，其是基于学术良心、一腔义愤而对“学术不端”的检举揭发;那么与之相较，北京邮电大学的这起联名举报，则显得更为“世俗”、更为“实际”，同时大概率也更容易引发研究生群体的代入和共鸣。在相关举报信中，学生们所罗列的郑某“罪状”，诸如“让去其家里打扫卫生”“替其开车接送朋友”等等，都属于是鸡零狗碎的“小事”——有类似经历，对之妥协者，想必不在少数。

　　再说“未按学校相关规定给学生发放助研津贴”一项，这说到底乃是利益之争。为此“揭竿而起”，既不高级、也不高尚，但确乎足够真实、足够坦诚。事实上，就此间研究生阶段的师生相处模式来说，学生们如此堂堂正正地“为利而争”“据理力争”，实在并不多见。以课题组项目经费分配来说，在某些大学，很多做进经费预算的“研究生劳务费”，其实相当部分都没足额发到当事人手里。之于此，学生们敢怒而不敢言，久而久之，这一做法渐有成“潜规则”之势。

　　研究生阶段的教育，有其特殊性。其既有传统意义上“师门”“师徒”“学统”“学派”之类的成分，而置于实际语境下，其具体的实现方式，也有类似现代企业“项目组”之类的结构：前一种叙事系统内，讲的是“师承”“共同体”云云，而后一种游戏模式中则不可避免要谈“利益”谈“分配”。这两种价值本就存在内在冲突，再经由个别败德教师的激化放大，最终呈现出的结果，就是一种畸形的“支配—服从”结构，以及无底线的“压榨”。

　　应该看到，大学生态内，所谓“师德”并非只是一种先天的人格禀赋，而更多是一种后天的进化效果。环境育人，这不仅对学生们适用，对导师们亦是如此。状况频发，研究生阶段的教育，不能在两种价值体系的拉锯中继续迷失下去。针对师生之间责任、权利、义务的边界，特别是涉及“劳动与回报”真金白银层面的利益分配，理应进一步推动规则明确化、约束刚性化。唯有如此，才可少些师生“反目成仇”的悲壮戏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