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国迁都疑云

　　□徐祥法 刘家文

牟国故城遗址出土的陶鬲

姑子坪遗址出土的陶鬲

　　姑子坪周代遗址出土的“麦穗纹”青铜方彝牟国，是西周之初周武王分封的一个子爵国，亦称“牟子国”，其故城遗址在济南钢城区辛庄街道赵家泉村。春秋时期举国迁往胶东地区。

　　《汉书·地理志》：“泰山郡牟县，故牟国也。”清宣统《莱芜县志》：牟国故城“在(莱芜)县治东二十里，牟汶曲中。春秋桓(公)十五年，牟人来朝。此其故都也。”《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大辞典》：“牟，周国名，子爵，汉高祖元年(前206年)置牟县。”现存牟国故城遗址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牟国在春秋时期东迁之前，有一次迁都经历，其迁都原因、落迁地史无明载，成为一桩史学悬案。

　　牟国迁都疑云：因何而迁?

　　据清宣统《莱芜县志》：“魏志：牟县有牟城。郦道元亦云：牟县故城是后魏牟县，又徙而之他。其徙至何地，史无明文。”郦氏所言出自何处，无从考证，或出自今已失传的《本志》或《七聘》。

　　牟城曾迁至何地?因牟城遗址以东有城岭后、前城子、后城子等村名，《莱芜县志》推测或为所迁之地，然这些地方并未发现城址或相关遗物，当可否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迁都之地在牟国狭小的疆域之内。至于牟国的疆域，因历史信息欠缺，难以稽考。《周礼·大司徒》云：“诸子(子爵国)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当然，这只是一个大致数据，牟国疆域范围当在这个数据之内。

　　牟国迁都，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东西两周交替之际，各诸侯国剑拔弩张，齐、鲁两国战事频仍。作为子爵国的牟国，国力微弱，战力不强，夹在齐鲁两大国中间任由摆布，命运完全不能由自己掌握。在这里发生的著名战役就有周庄王十四年(前683年)的长勺之战、周敬王三十六年(前484)的艾陵之战，甚至柳下跖起义也曾波及此地。和平时，各种形式的会盟也在这里举行，比如两国于鲁隐公六年(前717年)、鲁桓公三年(前709年)的两次艾之会，鲁桓公三年嬴之会，鲁宣公元年(前608年)的平州之会，鲁定公十年(前500年)的夹谷会盟等。这些活动，齐、鲁两国不会只是占用牟国地方，可能还会消耗大量资财，这对于国力微弱的牟国来说，当然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上述活动对牟国国君的正常生活干扰极大。在这种情况下，牟国主政者为保全自己，且不得罪他国，将都城迁到本国境内的偏远之地，无疑是一种上好的选择。二是自然灾害原因。如宋代程公说《春秋分纪》记载了鲁国的水患情况，仅鲁桓公元年到鲁成公五年这百余年间，就发生了6次罕见洪灾：“桓元年(前711年)秋大水、十三年(前699年)夏大水，庄七年(前687年)秋大水、二十四年(前670年)秋大水，宣七年(前602年)秋大水，成五年(前586年)秋大水……”牟国直线距离距鲁国都城曲阜不足100公里，这些记载也反映了牟国频繁遭受水患的情况。接二连三的洪涝灾害使得这座古城岌岌可危，因而，将都城迁往地势较高之处势在必行。

　　牟国之迁都，既高且偏远，究竟在何处?

　　姑子坪周代城址疑云：何人所建?

　　在牟国故城以东30多公里的沂源县西鱼台村，有一个叫作姑子坪的地方，这里曾是牟国故土。2000年，当地文物部门于此发掘西周晚期墓葬一座，出土青铜器72件，发掘者根据墓内出土的成套青铜礼器和五鼎的周代用鼎制度推测，墓主应为周初分封。山东大学考古系曾在1990年、2001年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了一批铜器、陶器、石器及骨器。2005年，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又在此发掘周代墓葬28座，出土了罐、鬲、豆、盂等陶器，笄、管等骨器以及鼎、罍、舟、剑、戈、镞、削等铜器。发掘者认为“(姑子坪周代遗址)发现了3座夯土建筑基址。这样的建筑，在当时并非一般邑落所能具备的，应是非常重要之邑，规格甚高。如此规格的墓葬与夯土建筑是相联系的，表明西周时期这里曾经是一处重要之邑。”该遗址高规格墓葬为“周初分封”、遗址为当时一小国都城就存在极大可能性。

　　姑子坪遗址周代遗存所表露出的年代信息大体在西周中期偏晚至春秋中期偏晚阶段。检索史料，商周时期该遗址附近有嬴、牟、盖、浮来等都邑。嬴，其城址在今莱芜区城子县村，后被周公翦灭，西迁于甘肃朱圉抵御西戎，嬴作为一个国家从此地消失。至于盖邑，清初地理著作《读史方舆纪要》沂水盖城条目下：“(沂水)县西北七十里，齐邑也，陈仲子兄戴盖禄万钟，又王驩为盖大夫，即此。”其位置非常明确，就是在今沂源县东南方向的东安古城遗址。对于浮来邑之所在的问题，《大众日报》记者以《“盟于浮来”，浮来在哪?》为题，对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任相宏作了专访，任教授考证浮来邑也在东安古城。(《大众日报》2021年3月21日)。因此，上述三地，都与姑子坪周代遗存无涉。这个时期，牟国尚在此地。姑子坪周代城址的主人，最大的可能就是牟国，该城址也应是史籍缺载的牟国迁都之所在。

　　由于牟国故城遗址未经发掘，我们把牟国故城遗址出土的仅有的一件西周晚期完整灰陶鬲与姑子坪遗址M2出土的灰陶鬲作比对，也可触摸到两者的密切关系：均为夹砂陶，侈口，方唇，折沿，耸折肩，弧形裆内凹，肩部磨光，肩部以下均为绳纹，且都有使用过的烟炱痕迹。前者高16厘米，口径19.7厘米;后者高15.8厘米，口径17.8厘米。两者形制基本一致，大小差别无几，只是后者做工略显精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件器物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传承关系。

　　确定了姑子坪周代遗存的牟国之属，遗址表露出的难以理解的文化现象便可得到合理的解答。

　　1.高规格墓葬主人的身份

　　据发掘报告，规格最高的M1号墓葬“墓口长5.3、宽5.26、墓深2.7米”，“葬具为二椁三棺，出土铜礼器至少15件以上，而且均为实用器，形体较大，造型精巧，纹饰华丽，铸造精良。第l期这一墓葬至少应是使用了五鼎四簋之制，墓主生前的地位是比较显赫的”。“M1出土的大多数铜器，如簋、簠、方彝、罍等，均具有西周晚期特征”。周代墓葬的列鼎制度，是墓主身份地位高低的重要体现。《公羊传·桓公二年》何休注：“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大夫五，元士三也。”按照周礼，该墓葬使用的是五鼎四簋，当为卿大夫一级的官吏，其身份较高。

　　周代子爵国君主的地位等级可能不尽相同，至于牟国国君地位何等，难以考究，不过我们从相关历史事件和出土文物中可约略窥见一二。《左传·僖公五年》载：“夏，公孙兹如牟，娶焉。”说的是公元前655年鲁桓公之孙“兹”迎娶牟国公主的事;1982年，泰安市城前村出土的青铜鼎，上有“鲁侯乍(作)姬翏朕(媵)鼎，其万年眉寿永宝用”的铭文，发掘者认为是鲁侯用作陪嫁的器物，姬翏是鲁侯之女，可能嫁给了牟国国君。在等级制度森严、嫁娶方面特别讲究门当户对的周代，作为皇亲国戚的鲁国自然对周礼推崇备至，国君之孙能与牟国公主通婚、鲁侯之女可嫁给牟国国君，足见被周天子分封的牟君地位也不比作为诸侯的鲁国国君低多少。

　　姑子坪M1号墓不论从墓葬规模形制还是从陪葬物品规格看，均符合牟国国君身份。因此，该墓可能是牟国国君之墓。

　　两团疑云相融，化作一片晴空

　　2.M1号墓为何未发现尸骨

　　春秋之初，齐国依靠地理优势发展贸易，推动了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大发展，国力渐盛。在齐强鲁弱的局势之下，摇摆不定的牟国也由鲁国的附庸逐渐变为了齐国手下的一颗棋子。至齐灵公灭莱，控制着牟国的齐国，责令牟国国君带领掌握着熟练冶炼技术的部分子民东迁，最终落脚于烟台福山、牟平一带，再建“牟国”，服务于齐国的冶铸业。

　　古代帝王将相在盛年时期就为自己备好墓葬，是长期以来的约定俗成，牟国国君自然不会例外。古代事死如事生，可以推测，牟国被迫迁徙之前，国君已经为自己修好了墓葬，先期放置精美青铜实用器物，并放置美酒鱼肉;未备置器物会临时铸造与其他器物配套，在墓主下葬时置放。而被齐国迁往遥远的胶东地区的墓主，命终之后再也没回到故土，空留下一座高规格的墓穴。这也不难理解为什么M1未发现陶器，且缺少“铜匜”“1件铜壶”而“不合当时葬制”(任相宏《山东沂源县姑子坪周代遗存相关问题探讨》，《考古》2003第1期)的原因了。

　　齐灵公灭莱时间为公元前567年，而该遗址周代遗存的下限为春秋中期偏晚，之后便是齐文化因素占主导，这与牟国迁出、齐国将牟地占为己有的时间、局势完全吻合。

　　诘难者或许会问，M1号墓大多数铜器体现西周晚期特征，而牟国东迁约在春秋中期，为何年代上存在差别?据发掘者表述，该墓包括鼎、簋、簠、方彝、罍、壶、盘、匕在内的15件礼器，“均为实用器，器表均有明显的磨损痕迹，鼎的表面还有较厚的烟炱。”这些器物为传世品，铸造时间较早，并且为墓主钟爱并长期使用，与建墓时间自然会存在较大的时间差。

　　3.窖穴何以在“周代遗迹中数量最多”

　　据发掘报告，姑子坪周代遗址发现“窖穴共87个，在周代遗迹中数量最多。这些窖穴均为圆形筒状，平底，个别带有壁柱。直径均在1.7米左右。窖穴壁均经过加工，有的还抹有草拌泥，而且几乎所有的窖穴底部均铺有木板或席子。窖穴内堆积为灰土或黄褐土，均较为松软。窖穴内出土遗物很少”。

　　窖穴壁经过加工、抹有草拌泥、窖穴底部均铺有木板或席子，甚至里面填土中还有红烧土和木炭颗粒。这些现象，显然是为储藏物资防潮之用。既如此，则窖穴最有可能的功用是盛放粮食，若用来盛放金属器、陶器等其他生产生活、战备物资根本无需防潮。再者，存放其他物资也用不了如此多的窖穴。

　　再来看牟国迁都，从牟国故城遗址到姑子坪距离较近，无需长途跋涉丢弃辎重，所有生产生活用品、军事物资都在搬运之列，而赖以生存的粮食更不会遗弃。迁至新地，建造仓廪显然远水不解近渴，为避免随时可能发生的雨水侵蚀、人为破坏、鸟兽偷食，最有效的办法当然是挖窖穴储藏。这也不难理解为什么除了J19号窖穴出土了几件陶器，其余80多个窖穴几乎没有遗物出土的原因了。

　　4.青铜彝纹饰与牟国关系

　　目光所及，M1出土的青铜彝纹饰组合“为其他地区所不见”，目前独此一件。该纹饰实为倒置的麦穗形状，参与发掘的淄博市博物馆研究员张光明称之为“麦穗纹”。西周后期至春秋前期，青铜器纹饰的宗教化功用逐渐淡化，一些抽象化的动植物纹饰逐渐增多，但仍有祭祀功用。细观这件青铜彝上独见的“垂幛纹”，每一竖行就是一穗抽象化的成熟麦穗形状，其间填充的极细条弧状凸棱纹大概是为了表现麦芒。以麦类作物为青铜器主纹饰，可以看出器物主人为一个崇拜麦类作物的国(族)首领。

　　再来看牟国与“麦”的关系。牟，“麦也。《诗·周颂》：贻我来牟。传：牟，麦也。《释文》：牟字书作麰。”(《康熙字典》)“来麰，麦也。从麦从牟声，莫浮切。”(《说文·麦部》)“牟，通麰。大麦。”(《辞海》)“牟，大麦，后作麰。”(《汉语大字典》)……可见，古代牟为麦的一个称谓。牟国(族)以此为名，亦足见两者渊源之深。

　　在商代，麦类作物已广泛种植，甲骨卜辞中“告麦”“尝麦”“登麦”“受麦”等占卜丰歉、贡献神灵尝新的词语屡见不鲜。事实上，在上古时代的北方地区，人们以谷、黍类产量高、耐干旱、易脱壳的作物为主要食粮，麦类作物由于不耐旱且难脱壳等缺点，并没有成为大众主食。既如此，牟国(族)为何还要以其为名且倍加崇拜?这当与麦类作物在其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有关。牟国故城一带地势平坦，处于牟汶河多条河流汇集地，水量极大，不适合谷、黍等耐旱怕涝作物生长，这种自然环境唯独麦类最为适宜。经年累月，这种作物使他们消除了饥馑，养育了一代代族众，且这种作物对于他们来说种植环境得天独厚、种植技术较其他国族独树一帜，便以此为名且以此为荣，一则显示他们在这方面的无可类比，二则表达他们对麦子发自内心的感恩、崇拜之情。这就是他们为自己量身定做独一无二的青铜彝，附以麦类纹饰的原因。

　　5.铸造精良的青铜器出自何人之手

　　该遗址出土的诸多“形体较大，造型精巧，纹饰华丽，铸造精良”青铜器中，除上文提及的青铜彝外，有一件青铜壶尤为引人注目，不仅外形美观，而且在壶内还存有酒类液体。历经2000多年美酒犹存，壶盖与壶身之间的严密程度让人叹为观止，显示出高超的冶铸技术。

　　牟国自古冶铸技术发达。“牟国虽小，但科技上并不落后，在冶金方面却走到了前面。”(曹定云《莱芜古文明源远流长》，宋镇豪主编《嬴秦始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32页)牟国所在的莱芜地区自古为冶铸重镇，露天铜铁矿较多，矿石易开采、品位高，这也造就了莱芜古代矿冶发达。牟国在此长期繁衍生息，矿冶是最重要的经济来源和国力保障，境内多处春秋战国乃至商代的冶铜、冶铁遗址，也证明了这一点。

　　春秋中期，牟国被迫迁往胶东地区后，凭借着高超的铸造工艺得以立足。即使如此，却完全被控制在齐国手下，齐国也因有大量冶铸工匠，本国的冶铁行业得以迅猛发展，并凭借盐铁之利让本国经济在各诸侯国中独占鳌头。至战国末，齐国势力衰微，楚国乘势而入。楚考烈王十四年(前249年)，楚灭鲁，继灭牟，存在了800年左右的牟国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姑子坪遗址周代遗存的揭露，或可为有着神秘色彩的牟国揭开一层面纱，让人们看到它在华夏文明史上展现出的一抹亮丽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