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书法家任熹字号之辨

　　任晓麓

　　任晓麓著《石鼓文概述·印话》书影

　　任晓麓金文书法作品。

　　释文：尝从扬子识难字，喜与王充释异书。

　　论起20世纪七八十年代济南的著名书法家，任晓麓(1907-1981)是名列前茅的。1979年上海《书法》杂志举办“全国群众书法征稿评比”活动，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书法比赛，15000多件作品应征，任晓麓先生以钟鼎文书写的金代元好问诗句“百年人物存公论，四海虚名只汗颜”荣获一等奖。1980年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全国群众书法征稿评比百幅优秀作品集》将其列为首页，并写有评语:“此钟鼎文楹联，笔力凝重，稳健活泼，行款妥帖，甚具功力。”任晓麓先生一时名声大噪，这年他已72岁高龄。

　　其实任晓麓先生并非奇花晚放，他在二十几岁即有书名。中国像传新闻社(位于济南)社长罗腾霄所著、1934年出版的《济南大观》，内有《济南书画专家》一文，这实际上是一份名单，分“书家”“篆鼎家”“国画家”“西画家”四类，“篆鼎家”八人，任晓麓(“晓”误作“小”)大名赫然在目。

　　可惜任晓麓先生获奖后不到两年就去世了，当时的人，甚至他的后人，对他还没有来得及深入了解。任先生名“熹”，以“晓麓”行世，但这是他的字还是号呢?他去世至今40多年来，各种书报刊的记载、介绍截然两分，认为是号的稍多，其中不乏权威性书籍，如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山东省志·文化志》、人民出版社2020年出版的《济南通史(现代卷)》。

　　2021年我编著《大明湖历代楹联辑注》一书，收录了任晓麓先生之父任方同(字奉刚)的一副楹联，在写作者简介时，涉及任晓麓先生。我查阅三四十种有关图书后感到，“晓麓”是其字还是其号，总该有个根据和道理，不应照抄某书某文，或随意地二选一。首先我想到他的亲人最有可能知道，于是便询问好友、任晓麓先生哲孙任正，并请他询问其叔其兄，后任正相告，家人们也不能确定。

　　然而，在我看到的多篇文字里，任晓麓先生的后人和学生还是有倾向性的。比如2012年齐鲁书社出版的任晓麓先生《石鼓文概述·印话》一书，书的前勒口有作者介绍，写道：“名任熹，号晓麓。”书的序言是任晓麓先生的学生、济南书法家潘景年所写，开头写道：“先生的后人责成我为本书写序。作为弟子亦深感责无旁贷”“先生名任熹，号晓麓”。由序言可知，任晓麓先生的后人与学生皆认可这一说法。

　　关于“晓麓”是字，我没有见过任晓麓先生生前的文献依据，而“晓麓”是号，我还真找到一件。1936年12月出版的北平(今北京)燕京大学考古学社社刊《考古》第五期，刊登了任晓麓先生的《石鼓文概述》一文，还刊登了《考古学社第三期社员名录》，其中写道：“任熹，号晓麓，济南人，二十九岁，北平中国大学国学系毕业，现任济南市立第二小学校长及济南育英中学国文教员。通讯处：济南佛山街六十六号。著有《鲍参军七言诗平仄研究》(曾载《明湖画刊》)、《藤花榭说文解字校勘记》(毕业论文)，《五代史记校勘记》《冬青馆诗草》《冬青馆印存》《石鼓概述》《金文释馀》《晓麓藏有古器物文集释》(以上各种均系个人稿本)。”

　　如若单看这一条，似无可置疑，但我仔细阅读了整个名录，又参阅其他民国文献，却发现据此并不能实锤。这份名录共有134人，除去一位只有中文名的英国人，还有133人，包括132名中国人和一位有中文名与号的加拿大人明义士。这133人，89人有两个字的号，44人无号，竟无一人有字，这明显不合道理，是根本不可能的。

　　旧时有身份的人，都是既有名又有字的，名是生下不久就有，而字最初是在虚岁二十举行加冠礼时，父祖、尊长、老师所取，后来则多有提前，如入学开蒙之时。名有单字名、双字名，而字均为双字。名只能供尊辈称呼或自称，卑辈称呼尊辈称字，平辈之间亦相互称字，除十分亲近，又私下相处，可不拘礼法，一般不能直呼其名，否则会被视为没有礼貌，甚至冒犯。

　　号，又称别号，是名、字以外的称谓，则一般由本人所取，用以表达自己的性情、志趣等，号可有可无，取号可早可晚，数量可多可少，字数一般二到四五字，六七字的也不鲜见。您想，这133人怎么会统统没有字，大都有仅为两个字的号呢?这只能有一种解释，每个人名下两个字的号，实应为字，负责名录之人把字皆写作号了，而没有号的，实则没有登记其字。

　　《考古学社第三期社员名录》中有许多当时及后来名气很大的学者，我随手记下我稍有了解的叶恭绰、胡光炜、杨树达、容庚、于省吾、董作宾、罗常培、高亨、唐兰、刘节、谢国祯、商承祚、赵万里、顾廷龙、傅振伦、明义士等16位的字号加以核对，无一例外，名录中记载的他们的号皆是其字。

　　这或许是到了民国时期，对于传统文化规范不那么严格恪守了，有些人糊涂或马虎。像前面提到的《济南大观》，里面有许多人物列表，栏目分为“姓名”“字号”或“别号”。如山东省政府人物列表，主席韩复榘的“字号”是“向方”;山东省民政厅人物列表，厅长张树春“别号”是“荫轩”。二人皆是民国时期的名人，“向方”“荫轩”实乃其字。全书所载人物的“字号”“别号”全为两个字，明显把“字号”“别号”等同于“字”了。

　　由以上可知，《考古学社第三期社员名录》不仅不能证明“晓麓”是任熹先生的号，还可以说是个有力的反证。

　　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风操》云：“古者，名以正体，字以表德。”按照古时通则，字与名须有意义上的关联，字是从某种角度表述名的意义，故亦称“表字”。“熹”是亮、光明的意思，常用的词“熹微”多指天刚亮阳光微薄的样子。东晋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有“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句。“晓”的本义亦是“天刚亮”。“麓”的本义则是生长在山脚的林木，亦指山脚。“晓麓”可解为太阳即将从山脚升起，正所谓“熹”。

　　清代著名学者纪昀，字晓岚。“昀”是日光，“晓”是日出前后的清晨，“晓岚”则是清晨山间的雾气。这与任晓麓先生长辈为其命名取字的思路是完全一致的。“岚”“麓”之类，有的学者认为是“晓”的缀饰，然而这缀饰并非随便选用的，“岚”“麓”与“晓”关联密切，二者组合为字，以更具象地表达名的意义。

　　号与名则无须有所联系，一般也没有联系。从名、字、号三者关系来讲，“晓麓”是任熹先生字的可能性远远大过是号的可能性。人们由于不晓得字须有，号可无，名字理应相协，名号不必相关的规则，而错把“晓麓”认作任熹先生的号了。

　　这种事古时即有之，如清代朱彭寿《安乐康平室随笔》讲宋代文天祥字“文山”，是“以姓入字”。其实文天祥初名云孙，字天祥。选中贡士后，转以天祥为名，改字履善。宝祐四年(1256)中状元后又改字宋瑞，因在家乡江西吉州庐陵县的文山住过，而号文山。

　　由《济南大观》可知，任晓麓先生自20多岁即以字行世，但是他也有号，晚年自称“卷翁”。据任正询问其叔其兄后相告，20世纪60年代中期“文革”中任晓麓先生被抄家，1972年前后落实政策退还书籍，上附有一纸条，写“十一斤藏书”。不久上海篆刻家韩天衡经人介绍来访，任晓麓先生请其治印两方，一为“卷翁”，一为“十一斤藏书之居”。

　　“卷”是个多音多义的字，“卷翁”何意?任晓麓先生后人说，未曾问过。他们试着答复我，或许是老人把自己比喻成被卷裹着的人，不能发挥才能;或许是老人晚年唯书卷相伴之自谓。我意，以上两种解释虽不无道理，但以任晓麓先生的渊博学问与坎坷经历而言，似应另有意义深藏。

　　《论语·卫灵公上》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juàn)而怀之。”卷，收之。怀，藏之。后由此生出“卷怀”一词，谓藏身敛志，韬光隐迹。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养气第四十二》即言：“意得则舒怀以命笔，理伏则投笔以卷怀。”

　　古时，“卷”通“倦”。东晋陶渊明《归鸟》诗有句：“晨风清兴，好音时交。矰缴奚施，已卷安劳。”“已卷”即说飞鸟已经倦归。

　　《论语》《文心雕龙》《陶渊明集》都是国学基本典籍，任晓麓先生肯定十分熟悉，“卷翁”出自其中，再正常不过。若出自《论语》，其意当是劝勉自己默语潜行，深居独守。若以“倦”解，其意则是感到一生屡遭踬踣，夙志未伸，如今已垂垂老矣，身心俱倦。

　　这两种解释，以任晓麓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困顿的境遇与疲惫的心情，后一种似更贴切。任晓麓先生不写作“倦翁”，或是觉得“倦”字太直白显露，他是文字学家，故用“卷”字替代，因典雅蕴藉，其意难为旁人所知，而任晓麓先生亦从不道及，自得自适而已。当然，说“卷翁”兼有“卷怀”之意，也是可以的，二者相洽而不相悖。

　　清代著名学者、书法家、书学理论家、《艺舟双楫》作者包世臣，号倦翁、小倦游阁外史。宋代大书法家米芾曾在扬州倦游阁作《淳化阁帖题跋》，包世臣寓居扬州时，自题其室为“小倦游阁”。“倦游”的词义是游兴已尽，厌倦宦游。任晓麓先生对包世臣的号及来历、含义应该是知道的，或也是为了避免与包世臣重号，而选用“倦”的通假字“卷”。

　　任晓麓先生晚年还自署“老麓”，这虽然是由“晓”之谐音“小”生发的戏称，也应记录于其艺术档案。

　　历代济南名士留下了许多的故事，带走了更多的故事。我们对旧日的探寻，含有对今天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