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忆孔范今先生

　　□ 李宗刚

　　孔范今先生是山东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方面的著名学者，曾经发表过许多学术论文。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里，孔范今先生曾经发表过两篇论文，一篇是《如何认识和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另一篇是《舍下论学：关于文学》，这两篇论文都是由孔老师讲学的记录稿整理而来的，也都是孔老师晚年学术思考的最终落足点，具有较高的学术史价值和意义。

　　在我的印象里，孔老师作为“40后”学者，本来还可以在学术研究领地里纵横驰骋，大展其宏伟的学术抱负，然而，不幸的是，孔老师在2023年5月30日离开了我们。近日，当我翻阅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柳青创作论》时，作为作者之一的孔范今老师的名字映入眼帘，有关我与孔老师交往的画面便似放映电影一样映照在脑海中的屏幕上。

　　我真正接近孔范今老师的学术世界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让我感受到了孔老师在学术上的非凡气魄，并让我意识到，孔老师是一位将在中国当代学术史上留下名字的学者，我自然便从心底里升腾起了一股崇敬之情。

　　孔范今老师作为山东省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的副会长，每年都要参加学会的工作，我则协助魏建秘书长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这让我有了走进孔老师日常生活的机会。每次召开学会的常务理事会时，孔老师都早早地赶过来，这一点与学会会长、我的博士生导师朱德发先生有着共同的特点。开会之前，孔老师会点上一支烟，在香烟袅袅升腾的过程中，他会满脸笑容且饶有兴味地讲述一些有趣的文坛故事，从而一下子缩短了师生之间的距离。

　　2011年，我在担任《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后便开始向孔老师约稿。没有想到的是，孔老师是一位极为严谨的学者，他对那些自己还不满意的稿子不会轻易地拿出来，而是要等到有了满意的稿子再给我。但为了能够约到孔老师的稿子，我便有事没事地给孔老师打电话，也利用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论文答辩或者召开学术会议的机会，主动地当起了孔老师的司机，负责接送孔老师。

　　也许，我的这种执着感动了孔老师，在2014年，孔老师终于把他的一篇稿件通过邮箱发给了我。他还非常客气地说，我看看方便刊用否，不方便便作罢。我从孔老师那里获悉这一消息后自然非常高兴。一是因为孔老师自从2008年在《小说评论》第2期发表了《重识现实主义》一文之后，便几乎没有在期刊上发表论文，经过这么多年的学术沉潜后，孔老师拿出来的论文肯定不是急就章，而是在他经过多年沉思之后发出的独立声音。二是因为这一时期的《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并不是CSSCI来源期刊，许多作者，尤其是体制内的作者并不愿意把自己点灯熬油写出来的论文轻易地投给普通期刊。

　　这也难怪，大家只能按照体制的评价标准行事，似乎也是无可非议的事情。但孔老师则不然，他似乎并不看重核心期刊和普通期刊，他看重的是一份学术期刊既要有学术坚守，又要有学术品位——毕竟，一份没有坚守和品位的学术期刊也会连累作者精心创造出来的学术论文。

　　认真研读了孔老师的论文之后，我觉得这篇文章应该是他集一生的体悟和学术思考而整理出来的，单就这篇文章昭示的孔老师的学术理论来讲，其学术史价值和意义就不可小觑。经过一道道审稿编辑等程序之后，我们便把孔老师的论文优先刊发出来。这便是《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以头题的形式刊发的《如何认识和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这篇长文。

　　严格讲来，孔老师是一位学者，更是一位思想型的学者，这可以从他学术的雄心壮志看出来。孔老师主编的“补遗书系”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既有的被遮蔽历史的还原，这本身便沉潜着一种独立的学术思想，而他主编的那套四卷本的《百年大潮汐——20世纪中国思想解放运动文录》则带有鲜明的思想启蒙的色彩，表明了他已经超越中国文学之一隅而走进更为广阔的社会思想领域，显示了孔老师作为学者心系社会风云的特有风采。

　　正因为他在论文中注入了不少自己的独立思考，他对自己的文字便特别珍视。为此，他对编辑专门提出了一条特别的要求，那就是不要轻易地改动他的意思，也因此，他还特别郑重地向我作了交代。我自然满口答应，毕竟，孔老师作为曾经山东大学中文系的主任，对学术论文的政治要求还是非常高的，起码不会出现什么原则性的问题。不过，即便这样，我们还是进行了认真编排，这主要源于孔老师的论文是根据他在家中为自己毕业的硕士和博士讲学时的录音整理而来的，口语化色彩比较浓郁，我们在不改变原文意思的基础上做了必要的编辑。

　　退休之后的孔老师之所以在舍下挂帐讲学，一方面是他的眼睛已经大不如以前，这主要由于他血糖偏高，从而影响到了眼睛。其实，这个时期的孔老师已经70多岁了，他本可以借着眼睛不是很好而心安理得地从学术研究的前沿地带退到休养生息的大后方去，从而像他的许多同龄人一样颐养天年。孔老师腿脚也不大灵便，以至于他此后来山师开会便开始拄拐杖了，走路时也变得小心翼翼起来。在我的记忆中，如战士一样神采飞扬的孔老师说什么也无法与“老态龙钟”这四个字联系在一起，但现实的确是非常残酷的。时光犹如侵蚀人生命力的一台永动机，正在不紧不慢地把许多中年人变成老年人，这恰如秋冬季枝干上的树叶，从翠绿逐渐地变黄，然后再在某一场风雨中凋零。想到这一切，我的眼睛不禁开始变得潮湿起来。

　　孔老师在生命的后期之所以舍下讲学，除了弥补眼睛带来的某些不便之外，还与他那根深蒂固的学术情结分不开。孔老师把学术视为自我安身立命的根本，离开了学术他便似乎步入没有依傍的荒原，这对一位学者而言无疑是最令人慨叹的。至于孔老师为什么非要用舍下讲学的形式，而不是采取自说自话的叙述方式，这也许与孔老师身为孔氏后人有关。2500多年前，孔子便杏坛讲学，其言论由其弟子整理成了《论语》。不管孔老师当年基于哪些考虑，我在闻听孔老师舍下讲学时脑海中自然闪过的一幕便是孔子的杏坛讲学。不管怎样，一批身担文化使命的人似乎注定离不开写字台，即便手不能写、眼不能看也要拼尽最后的一点力气口述出来。

　　2017年1月，孔老师在讲学的基础上逐渐孕育出来的《舍下论学：关于文学》的定稿发到了我的邮箱，这篇论文便是他对文学的最后思考。论文是学生根据录音记录整理出来的，洋洋洒洒两万字。由此可以看出，孔老师的学术研究一方面注重回到原点上进行思考，另一方面又注重发出自己独到的声音，既有思想性，又有方法论意义。

　　孔老师作为从曲阜的孔氏家族走出来的学者，已经回归于家族所在的孔林里了，这未尝不是一个很好的象征。作为从曲阜走出来的“40后”学者，在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大变动的百年大潮中，他以特立独行的文化姿态，对文学、人生、历史和现实作出了自己的回应，恰如曲阜那些千年古松在新的历史风雨洗礼下生长出来的新的枝干。也许，这恰是古老的文化之所以生生不息的缘由吧。每每念及于此，我的脑海深处便幻化出这样的一幅画面，在宁静安谧的孔林深处，孔老师依然在新的“舍下”向先哲发问、向定论诘问，然后从容淡定且又悠然自得地“讲学”。

　　遗憾的是，在熙熙攘攘这一俗世之中的我们，再也无法约到孔老师“舍下讲学”的新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