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爱中国

　　诺贝尔文学奖年年都被关注，今年话题特别多——因为新科获奖者跟中国关系非常密切，不仅十分喜爱中国文化，还多次来中国，曾造访过中国十余个城市，包括我们山东的泰安、曲阜。

　　中国作家正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只有一次，但诺贝尔文学奖却和这个文化历史悠久的东方大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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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中国“结交”三十多年

　　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中国的译名并不统一，不同出版社出版的不同作品中，他的名字有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克劳斯瑙霍尔考伊·拉斯洛、拉斯洛·克拉斯纳霍尔凯等不同版本。为了简洁和便于指代，我们就称他为拉斯洛。

　　拉斯洛对中国文化有着浓厚兴趣。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译者、作家余泽民在匈牙利友人家偶然结识拉斯洛，两人遂成为二十多年的好朋友。余泽民将《撒旦探戈》这一“神作”翻译成中文，这部小说也是拉斯洛在中国出版的第一部作品，由于原作语言晦涩冗长，被称为“翻译史上的奇迹”。

　　拉斯洛1991年以记者身份第一次来到中国：“我在北京大街上游荡，像做梦一样，跟不会英语的路人打听故宫在哪里”。

　　首次中国之行他便深深迷恋上这里，不仅称中国是“世界上仅存的人文博物馆”，回家后还要求全家人改用筷子吃饭，持续搜集与中国相关的书籍、新闻。基于这样的文化爱好，他的妻子是一位汉学家也就不令人奇怪。

　　此后拉斯洛多次造访中国，并基于这些经历写作了《乌兰巴托的囚徒》《天下的毁灭与悲哀》两本书。后者尤其展现了拉斯洛对中国古典文化的兴趣和知识储备，故事讲述了一位作家的中国之旅，他探访了镇江金山寺、绍兴大善寺等地，寻找文化存续的证据。书中写道：光是想到“笼罩在他头顶的天空，与李太白以及所有中国古典诗歌、所有中国传统头顶的天空是一样的”，便感到一丝安慰。

　　李白是拉斯洛最喜爱的中国人，他自称文字风格受李白诗意和《道德经》哲学影响。1998年，西欧的一家国际新闻组织邀请12位作家各选一位自己崇拜的人实地游访他们的足迹，拉斯洛选择了李白，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走遍了泰安、曲阜、洛阳、西安、成都、重庆等近十座古城，然后穿过三峡，抵达武汉。

　　为了体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敬意，拉斯洛还给自己取了中文名叫“好丘”。一是取“美丽山丘”之意(他那个冗长的姓氏——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就是一座山丘的名字);二是借“丘”字与孔夫子挂钩。

　　甚至，喜欢音乐的拉斯洛还会演奏中国的民族乐器二胡和埙。只能说，这位作家对中国文化是真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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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化的“诺奖粉丝团”

　　中国作家和中文写作或许的确没有在诺贝尔文学奖里光彩夺目，但诺贝尔文学奖却并不缺少关于中国的传说——假如举办晚宴，拉斯洛并不孤单，中国文化粉丝团可以单开一桌。

　　194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德国作家黑塞是其中之一。这位孤独隐逸的诗人对中国古代典籍非常熟悉，根据中国的历史写过《诗人》《周幽王》等小说。在小说《玻璃珠游戏》中，主人公克尼克在竹林精舍除了学习《易经》《庄子》，还洗涤毛笔、研磨墨汁、烹饪茶汤、查看中国日历等。

　　黑塞曾说：“《诗经》《易经》《论语》《老子》《庄子》与荷马史诗、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是我的老师，帮助塑造了我和我心中对善良、智慧、完美的人的概念。”

　　英国作家卡内蒂是198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为自己的第一部小说《迷惘》设定的主人公，是一个坐拥两万册藏书的学者、无限崇拜孔子的汉学家。

　　他在笔记里面多次写到了中国：“孔子的谈话记录是最早和最完整的人类精神画像。最令人震惊的是，五百段谈话就可以囊括这么多内容，人们可以借由它变得多么完整和圆满。”

　　卡内蒂将自己对中国的感情表述为：“经过近20年的尝试，中国终于成为我的故乡了。”“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可以比中国与‘文明’的关系更紧密了……在中国，未来和传统用一种特殊的形式被表现出来，直到今天。”

　　黑塞和卡内蒂都没有来过中国，而有的作家在中国生活或游历过，对中国的认识会比纯靠想象的作家更全面。

　　1916年，一名29岁的法国年轻人被派到中国，担任公使馆三等秘书。在此后的五年中，他广为游历，足迹遍及林海雪原与沙漠戈壁，最后在北京西山的一座小寺庙里创作完成了长诗《远征》，以圣-琼·佩斯的笔名发表。1960年，圣-琼·佩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在他的所有文学作品中，《远征》为主要代表作。

　　2014年，中法建交50周年之际，佩斯曾经居住写作的桃源寺得以复建，并被确定为海淀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百多年前，他曾在这里说：远离城市的喧嚣后，仿佛可以听到时光流逝的声音，而时光在中国似乎消逝得格外缓慢。这是个神奇的国家，我心存感激。

　　2023年，88岁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去世，外交部专门表示了哀悼和慰问。大江健三郎与中国有着紧密的关系与缘分，曾表示：“十二岁时第一次阅读的鲁迅小说中有关希望的话语，在将近六十年的时间内，一直存活于我的身体之中。”“我的血管里流淌着中国文学的血液，我的身上有着中国文学的遗传基因，没有鲁迅、郁达夫等中国作家及其文学作品，就没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的存在。”

　　从1960年开始，大江健三郎多次到访中国、发表演说，与莫言、王蒙、铁凝等中国作家进行深入交流，他们的创作也互相影响。

　　日本首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川端康成同样热爱中国文化和艺术，他在演讲和活动中，多次提及中国诗人和画家，如王维、杜甫、白居易、李渔以及牧溪、梁楷、夏圭、金农等。还曾说“中国古代美术确实是庄严而崇高的。从我的感觉上来说，它已经深深地浸透到我的身体里，给我颤栗般的感动。能给人以这种感觉的美术，在西方仅有达·芬奇一人”。

　　川端康成曾于1942年到中国东北游历，他没有给日本军方鼓吹，而是撰写、编选了一些关于当地文学等的文章和书。

　　如果说跟中国渊源最深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答案应该是赛珍珠。

　　1938年，美国作家赛珍珠凭借其长篇小说《大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部作品正是描写中国农民生活的作品。当年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称赞其作品中“对于中国农民生活的丰富和真正史诗气概的描述”。

　　在赛珍珠81岁的生命中，将近一半都是在中国度过的。她曾在自传《我的中国世界》中回忆：“我在一个双重世界长大——一个是父母的美国人长老会世界;另一个是忠实可爱的中国人世界——两者之间隔着一堵墙。在中国人的世界里，我说话、做事、吃饭都和中国人一样，思想感情也与其息息相通。我熟悉那里的每一寸土地，就像熟悉我脸上的皱纹一样……”

　　还有很多诺奖文学奖得主的作品与中国息息相关。叶芝(192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他的不死鸟》《天青石雕》等诗歌中有对中国的描写;尤金·奥尼尔(193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戏剧作品《马克百万》讲述了马可·波罗在中国的经历;贝克特(196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小说《梦中佳人至庸女》中有对中国文化元素的运用。石黑一雄(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小说《我辈孤雏》故事发生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

　　作家海明威(195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没有创作过关于中国的文学作品，但他曾作为一名战地记者到访中国，并于1941年6月10日至18日撰写了多篇关于中国抗战形势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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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委中的“文化推手”

　　在诺贝尔的赛场上，喜爱中国文化的并不是只有参赛者，还包括了“裁判员”。

　　马悦然是瑞典皇家人文科学院院士、诺奖文学奖的十八位终身评委之一——从名字就能看出来，这位评委跟中国有多亲近。作为汉学家，马悦然能说流利普通话和四川方言，甚至会用中文创作俳句。他的两任妻子都是中国人，两次结婚也都是在中国——第一任妻子成都人陈宁祖，两人1950年成婚，共度了46年人生岁月;1998年，在陈宁祖病逝两年后，马悦然结识第二任妻子陈文芬，2005年在山西宣布婚讯。

　　马悦然称得上毕生致力于汉学研究和中国文学译介，将《水浒传》《西游记》等中国古典名著，以及鲁迅、沈从文、老舍等现当代作家的作品译为瑞典文。他还翻译了辛弃疾的大部分诗词，并组织编写了《中国文学手册：1900-1949》，积极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文学。

　　100多年前，罗素(195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说：“我出发前往中国，去找寻一种新的希望。”罗素认为：“(西方人)刚接触中国文化很难识见中国人的志向意趣，但渐渐就能看出他们生活的美感与尊严所在。所以，外国人在中国生活愈久，爱之愈深。”

　　世界文明与文化当是一个整体，希望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能够深入理解、彼此互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