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老舍与齐鲁大学

齐大病理学教授侯宝璋(左一)与华西联合大学医学院同仁合影

　　左图：武汉《抗到底》半月刊。右图：齐鲁大学校长刘世传签发的聘请老舍为齐大文学院院长的聘书。

　　1937年抗战爆发后，齐鲁大学流亡四川成都华西坝，随后老舍只身登车南下奔赴武汉参加抗战。虽说老舍此一去即永别了第二故乡济南，但在流亡途中仍与济南故友保持着联系。老舍到重庆之后曾四次赴成都华西坝与昔日齐大同仁会面，并出席齐大举办的全体教职员新年联欢会。当时齐鲁大学校刊还曾刊登校务会议消息云：前国文系教授舒舍予先生即将来校任教，并出任齐大文学院院长。但由于种种原因，老舍并未能与齐鲁大学再续前缘。

　　津浦线中断之前的老舍与齐大

　　1937年七七事变后，青岛危在旦夕。此前老舍已接到齐鲁大学发来的聘书，遂决定重返齐大执教，于8月13日到达济南。

　　9月1日，齐鲁大学仍如期开学。但受时局影响，到校注册学生只有297名，较上学期几乎少了一半。9月30日，德州告危，济南市民开始逃亡。10月2日，德州失陷，10月15日，济南中小学全部停课，省政府机关开始往鲁西南搬迁，齐大也不得不随即宣布停课。

　　平津沦陷后，南京教育部曾建议齐大迁往陕西咸阳附近的武功县城战时办学。但因武功地处偏僻交通不便搬迁困难，令齐大校方甚为踌躇难下决断。如今事已刻不容缓，务必要赶在铁路线被切断之前，把在校学生尤其是女生全部疏散。齐大校董事会赶忙召开校务紧急会议，研究商讨何去何从问题。正当几经磋商毫无结果、一筹莫展之际，成都方面传来佳音，华西协和大学回电答复，欢迎齐鲁大学前来华西坝，同舟共济克难办学。

　　不过鉴于校舍有限，协和大学并没有大包大揽，而是只允诺齐大医学院本科生可以随校前往。因此当时仅有14名中国教职员、三名洋外教带领数十名医学院本科班学生得以成行。至于文理学院及医学院预科生，学校爱莫能助，只好就地遣散。11月5日傍晚，齐鲁大学首批流亡师生挥泪告别齐大校园，由津浦路济南站登车南下。至11月6日前，南圩子外齐大校园里所有学生已全部走光。

　　11月15日黄昏，韩复榘令守军炸毁黄河铁路大桥，城北传来天崩地裂的爆炸声，不明真相的市民以为是日军的大炮。老舍不再犹豫，他匆匆告别妻子儿女，提起那只早已准备好的小提箱，迈步走出楼门，奔赴津浦铁路济南火车站而去。是夜在朋友的帮助下，挤上最后一趟南下列车。流亡南下途中与济南好友关松坪书信往还

　　11月16日晚，老舍抵达徐州，随即换乘陇海路火车前往郑州。17日抵达郑州后，老舍立即给济南好友、书画家关松坪修书一封：

　　“松坪先生：弟以情形不妥，匆匆南来，未克走辞，极歉!自济至徐，车上极苦，无座位，无食水者一昼夜。幸天阴无空袭，尚堪告慰。抵徐即换车来郑，今日再搭车南去，明晨可到汉口;如无工作，或即去长沙。舍下一切尚希分神照料，至为感激!匆匆，祝吉!弟舍予躬，十七。”

　　老舍又换乘平汉铁路火车去了汉口。18日抵达汉口，又给关松坪写信，报平安并急切询问济南近况。老舍出走济南后，关松坪与其弟关友声曾多次去齐大校园看望老舍家人，嘘寒问暖，送些钱粮等物。1939年老舍夫人胡絜青携子女返回北平。

　　老舍到武汉后在汉口《大公报》上发表长篇通讯《三个月来的济南》，又在《大时代》杂志上发表了散文《吊济南》。

　　在武汉发表写济南抗战的长篇小说

　　1937年12月，师范同学王向宸把老舍介绍给冯玉祥。老舍遂由武昌华中大学搬到千家街观音堂居住。在冯玉祥的资助下，老向(王向宸)、老舍与老谈(何容)“三老”办起《抗到底》杂志。《抗到底》为半月刊通俗文艺刊物。老舍发表了不少抗战大鼓词，交给从北方流亡来的鼓书艺人“盖山东”董莲枝女士和“山药蛋”富少舫演唱，以鼓舞军民抗战士气。

　　除写大鼓词之外，老舍还开始动笔写一部以济南为背景的抗战长篇小说，名为《蜕》，写京津流亡学生在济南组织抗敌救亡活动的故事。在济南时齐鲁大学设有平津流亡学生接待站，老舍曾参加他们组织的“山东文艺界抗敌后援会”，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抗到底》杂志从第4期开始连载这部长篇小说，至第23期止，发表十六章和一个“解题”，约十万余字。

　　《抗到底》从第15期起迁至重庆出版，第24期时，老舍带领中华文艺界抗敌文协慰劳总会北路慰问团去西北地区慰劳抗敌将士，历时五个月，归来时，《抗到底》业已停刊。齐鲁大学在成都华西坝复课开学

　　除了齐鲁大学，南京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北平燕京大学也先后流亡到成都华西坝，借助华西协和大学校舍联合开门办学。此即中国抗战教育史上的“成都华西坝教会五大学”。

　　华西坝教会五大学之间，教师互通有无，允许跨校讲课。学生则可以自由选课并承认其学分。其中齐大病理学教授侯宝璋学贯中西，讲课旁征博引风趣幽默，深受学生们欢迎。有一次临下课之前，侯教授兴之所至，向学生们口占一上联，说请诸君有闲时应对。其曰：

　　金男大，金女大，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齐大非偶。

　　当时不少学生、教员应对，均不理想，后来被《新民报》记者披露公开征对，世人纷纷投书报社，成为一时新闻佳话。其中唯有蓉城一职员所撰应对下联甚妙。其曰：

　　市一小，市二小，一小在南，二小在北，两小无猜。

　　这位侯宝璋教授在济南时与老舍是好朋友，两人同为《齐大季刊》六名编委之一。由于都爱好故纸堆，两人经常去校园附近的山水沟赶集逛旧书摊。老舍还把这事儿写进小说《歪毛儿》里。出席华西坝齐大全体教职员新年联欢会

　　1939年12月，《齐鲁大学校刊》在华西坝创办。创刊号第1期“校闻”栏目中作了长篇报道，题目为《职教员联欢会盛况》，其中出现了老舍的名字。这则消息云：

　　本月五日下午四时为本校全体教职员联欢例会。除本校教职员全体出席外，尚有本校国文系前教授老舍先生及校友王福溢医师。

　　开会后首对新到同事毕金钊及王育尹先生致欢迎之意，次请新由第七战区慰劳队归来之老舍先生演讲。老舍先生经数月风尘的锻炼，已一变文弱瘦躯而为丰满强健的体格，言虽似滑稽，而其实寓有庄严。其演讲大意:一)由区兵民抗战之情绪而言，则最后胜利必无问题;二)西北地大物博，宜工宜农，惟去开发之期尚远，宜多鼓励青年前往工作;三)前方将士缺乏精神上食粮，负政治宣传责任者虽应注意，但吾文化界人士，尤应多多写些东西，以解决他们的烦闷云云。

　　老舍在《可爱的成都》一文中说，他曾四次由重庆到成都，见到不少老朋友。“由第七战区慰劳队归来”是第三次到成都。老舍在成都待了四天，就住在侯宝璋家中。

　　有意思的是，1940年1月《齐鲁大学校刊》第2期“校闻”中又刊载一条与老舍有关的重要信息，标题为《1月15日纪念周纪略，刘校长报告校务，全体师生皆出席》。消息云：

　　本月十五日早八钟，全体师生齐集本校礼堂，举行本学期末次纪念周。首由主席刘校长领导全体行国仪后，继即报告校务。

　　刘校长报告校务大略云，此次纪念周为本学期最末一次，本学期即将届终了，对于本学期之校务，似有检讨之必要。第一，同人等各尽所力教导，并各埋头研究，本人甚感欣慰。第二，本学期对于增聘教职员，学校方面，甚为积极，吾人虽不能认为已足，但亦觉差可告慰。第三，下学期仍继续增聘，其已经确定者，文学院有舒舍予先生、胡福林先生，济南方面马宗芗及范迺瑞两先生，亦皆可来。此外并聘崔鸿泽先生来校，一方面担任教授，一方面任男生部主任。崔先生现在自流井，不日可到。

　　这则消息中除老舍之外，胡福林(即胡厚宣)、马宗芗、范迺瑞、崔鸿泽(崔德润)都于1940年秋季开学前后来到华西坝齐大任教。此校闻所云“其已经确定者，文学院有舒舍予先生”等语乃为引述校长刘世传的校务报告，显然并非空穴来风。想必事先有约，老舍当时确已允诺，不知中间出了什么变故。

　　齐鲁大学国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聘书

　　1942年8月，老舍第四次由重庆去成都。此次是老舍接受冯玉祥邀请，去灌县和青城山作避暑之游。从青城山返回蓉城，老舍在成都过完中秋节才回到重庆。老舍在《青蓉略记》中写道：“看书：在蓉，住在老友侯宝璋大夫家里。虽是大夫，他却极喜爱字画。有几块闲钱，他便去买破的字画;这样，慢慢地他已收集了不少四川先贤的手迹。这样，他也就与西玉龙街一带的古玩铺及旧书店都熟了。他带我去游玩，总是到这些旧纸堆中来。”

　　老舍在成都待了半个多月。老友侯宝璋在客厅内安置了一张行军床，每晚老舍就睡在上面。此时正值齐鲁大学放暑假期间，想必两位老友夜晚也会谈论近期齐鲁大学的事情。因为就在1942年齐大开学之初，校长刘世传再次邀请老舍来校执教，并已签发聘书，聘请老舍为齐大中文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月薪国币三百元。然而未及老舍来到齐大，校长刘世传便被排挤下台辞职他去了。

　　当时老舍这个抗敌文协总务部主任并不从文协支一文钱，因此对于仅靠卖文糊口的老舍来说，能够到大学去教书，每月有固定的三百元薪水可拿，其吸引力不言而喻。

　　有史料和老舍佚文表明，除齐鲁大学校长刘世传之外，在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校长章益，1942年在华西坝复校的燕京大学校长梅贻宝，也都曾亲赴重庆登门恭请老舍来校任教。老舍也的确曾考虑从文协辞职，由于文协极力挽留，最终还是留了下来。

　　由于种种原因，老舍未能与齐鲁大学再续前缘。而那份文学院院长聘书原件至今仍珍藏在山东省档案馆。抗战中老舍与齐鲁大学之间的许多故事今已鲜为人知，它向人们提供了一个实物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