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阅·文史丨方寸票证里的济南印记

　　□李心贞

　　方寸票证，承载着一座城市的时代印记，浓缩着计划经济时期的生活智慧。作为北方重镇与泉水之城，济南的票证体系在遵循全国统一制度框架的基础上，形成了鲜明的地域特色。从票证种类、定量标准到使用场景，都深刻反映了济南的城市定位、经济结构与民众生活习惯。

　　适配地域生活的精准供应

　　济南的票证管理工作由市粮食局、市商业局、市供销社等部门分工负责，其中粮食局主管粮票、油票等核心票证，商业局主管布票、工业券、副食票等，供销社负责农村地区票证的发放与流通。市革命委员会(1967年—1980年)时期，票证票面多加盖“济南市革命委员会粮食局”“济南市革命委员会商业局”公章，成为这一时期的鲜明标识。

　　济南的票证分为“市级票证”“区级票证”“县级票证”三级，市级票证可在全市范围内流通(包括历下、市中、槐荫、天桥、历城等城区及章丘、长清、平阴等县域)，区级、县级票证仅限对应辖区使用。历城区作为济南的农业大区，其农村票证与城区票证在定量标准上存在差异——农村居民因自产部分粮食，粮票定量低于城区居民，但拥有更多的农产品兑换票证;城区居民则完全依赖票证供应，定量标准更均衡。

　　济南作为北方城市，民众以面食为主，粮票体系中“面粉票”“粗粮票”的区分尤为细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济南城区居民每月粮票定量为24—35斤，其中面粉票占比40%，粗粮票(玉米、高粱、小米)占比50%，薯类票占比10%。历城区等郊区农村居民，因可种植玉米、地瓜等作物，粗粮票定量高于城区，但细粮票需通过上交公粮兑换。

　　济南特有的“地瓜干票”是地域特色之一。地瓜(红薯)是济南农村的主要杂粮作物，上世纪50至70年代，地瓜干票成为农村居民的重要粮票补充，定量每月5—10斤，可直接兑换地瓜干，或在粮店兑换成粗粮指标。此外，济南作为山东重要的产麦区，面粉票的供应比例略高于北方其他城市，成为民众生活的“小优势”。

　　济南的副食票证紧密结合本地饮食特色，形成了一批具有地域辨识度的票证：

　　冬菜票：北方冬季漫长，蔬菜供应短缺，济南从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发放冬菜票，每户每年定量300—500斤，仅限10月至次年2月使用，用于购买白菜、萝卜、土豆等耐储存蔬菜。每年10月下旬，济南街头随处可见排队买冬菜的民众，家家户户晾晒白菜，成为城市秋冬季节的独特景观。

　　豆制品票：济南人爱吃豆腐、豆芽、豆干等豆制品，豆制品票成为重要的副食票证，每月定量1—2斤，由市豆制品厂统一供应。老济南的“豆腐脑配油饼”“辣炒豆干”等特色饮食，都依赖豆制品票的供应。

　　泉水票：济南素有泉城之称，部分城区居民饮用泉水，在自来水供应尚未普及的年代，曾短暂发放“泉水票”，凭票可在指定泉眼或供水点取水，成为济南独有的票证种类。

　　黄河鲤鱼票：黄河穿济南而过，黄河鲤鱼是本地特产，在物资相对充裕的时期，济南会发放“黄河鲤鱼票”，每年春节、国庆等节日定量供应，成为民众餐桌上的“珍品”。

　　济南作为山东重要的工业城市，拥有机床、纺织、化工等工业基础，其工业日用品票证在种类和定量上更贴合城市居民需求：

　　煤票：济南冬季寒冷，以煤为主要取暖燃料，煤票分为“蜂窝煤票”和“散煤票”，城区居民每户每月定量200—300斤，平房家庭因取暖需求大，定量略高。上世纪70年代，济南煤炭供应紧张时，曾实行“按人口增发煤票”政策，保障居民冬季取暖。

　　肥皂票与洗衣粉票：济南工业券发放标准为每人每季5—10张，肥皂、洗衣粉等日用品需凭工业券购买，每月肥皂票定量1张，洗衣粉票每两月1张，部分家庭会用工业券兑换泉城牌肥皂，成为本地品牌的忠实用户。

　　自行车票与缝纫机票：济南作为自行车生产基地(济南自行车厂生产金鹿牌自行车)，自行车票供应相对充足，但仍需通过单位分配或排队申领。上世纪70年代末，一张自行车票搭配150元现金，才能购买一辆金鹿牌自行车，成为家庭财富的象征。

　　济南票证的票面设计，既遵循全国统一风格，又融入本地元素，成为记录城市历史的“微型档案”。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济南粮票、布票，票面普遍印有“济南市粮食局”“济南市商业局”公章，部分票证印有“泉城”字样或趵突泉、大明湖等景观图案，彰显地域特色。

　　特殊历史时期的票证，更烙刻着鲜明的时代标语。1968年版济南工业券印有“抓革命，促生产”，1970年版购货券印有“备战备荒为人民”，1976年版肉票印有“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这些标语与图案结合，成为特定历史阶段的生动写照。

　　此外，济南票证的定量标准也随着历史事件动态调整。1959年—1961年困难时期，粮票定量降至每人每月18—20斤，布票降至人均3尺;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济南作为支援城市，增发了临时副食票、煤票，保障受灾群众安置期间的生活供应;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票证定量逐步提高，细粮比例、副食供应不断改善，成为时代转型的信号。

　　计划经济中的烟火人间

　　票证制度不仅是一种经济制度，更深刻影响着济南民众的生活方式、社交关系与价值观念。在物资短缺的年代，票证成为连接家庭与社会的纽带，每一张票证的使用与分配，都折射着济南人的生活智慧与人间温情。

　　济南家家户户都有一个“票证袋”或“票证夹”，由家庭主妇统一管理，成为“家庭财政”的核心。票证的分配遵循“先保障基本需求，再兼顾改善性需求”的原则，粮票、油票、布票等核心票证优先用于日常开支，工业券、自行车票等则需长期积攒，用于购买大件商品。

　　济南家庭的“票证账本”细致入微：粮票要拆分使用，早餐用2两粗粮票买玉米粥，午餐用3两细粮票买白面馒头，晚餐用2两粗粮票买地瓜干窝头;布票要攒够数量再使用，孩子长高了，用旧衣服改做新衣，或用布票兑换棉花，缝制棉衣;工业券要优先兑换肥皂、火柴等必需品，多余的工业券则用来兑换线团，给孩子织毛衣。

　　对于济南的双职工家庭而言，票证管理更为讲究。夫妻双方的票证集中管理，合理分配粗粮与细粮比例，利用出差机会兑换全国通用粮票，再用全国通用粮票换取本地稀缺的副食票，成为改善生活的重要方式。而农村家庭则通过上交公粮换取细粮票，用自产的蔬菜、鸡蛋与城区居民交换布票、工业券，形成城乡之间的“票证互助”。

　　票证制度下，济南民众形成了独特的“票证社交”文化。邻里之间、亲友之间的票证借贷与交换，成为维系人际关系的重要方式，体现着齐鲁大地“邻里互助、守望相助”的传统美德。

　　济南老城区的四合院、大杂院，是票证交换的“天然市场”。张家孩子结婚凑不够布票，李家会主动借出3—5尺;王家老人生病需要保健票，赵家会匀出1张;农村亲戚进城，会带来自产的蔬菜、地瓜，换取城区的细粮票、工业券。这种交换无需书面凭证，全凭口头约定，“欠票如欠债，有借必还”成为不成文的规矩，还票时往往会附带一把青菜、几个鸡蛋，让人情往来更显温暖。

　　节日期间的票证分享，更是济南人的传统。春节前，济南每户会增发2两肉票、1两糖票、半斤面粉票，家境稍好的家庭会把多余的肉票分给邻里;端午节增发的粽子票、中秋节增发的月饼票，也会在亲友间相互赠送，让短缺年代的节日更具仪式感。上世纪70年代末，济南街头开始出现自发的票证交换市场，在大观园、泉城路等繁华地段，有人用全国粮票换地方粮票，用布票换副食票，形成了独特的“票证经济”景观。

　　票证制度深度融入济南的民俗文化，成为婚丧嫁娶、节日庆典等重要场合的“必备元素”。济南人结婚，“三大件”(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是标配，需提前半年甚至一年攒票证;新娘的嫁衣、被褥，要攒够10—15尺布票，才能缝制完成;婚礼上的糖果、糕点，需用糖票、糕点票兑换，成为宴请宾客的“面子工程”。

　　生育与祝寿等民俗活动，也与票证紧密相关。济南产妇生育后，可凭医院证明领取“婴儿票”，每月多领2斤粮票、3尺布票，用于购买营养品和婴儿衣物;老人祝寿，子女会用保健票购买麦乳精、奶粉，用糖票兑换糖果，让祝寿仪式更显隆重。此外，济南的庙会、集市等传统民俗活动，也成为票证流通的重要场所，摊贩用票证兑换农产品，民众用票证购买特色小吃、手工艺品，让票证在民俗氛围中焕发活力。

　　从计划到市场的时代转型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为票证制度敲响了退场的钟声。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业生产大幅增产，粮食、蔬菜、肉类等物资供应逐步充足;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启动后，个体经济、市场经济快速发展，自由市场成为物资供应的重要补充，票证的作用日益弱化。

　　票证的退场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各类票证逐步取消：1983年，全国取消肉票、蛋票等副食票证;1985年，取消粮票定量供应制度，实行“议价粮”与“平价粮”并行;1991年，全国正式取消布票;1993年5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取消粮食定量供应，全国粮票正式停止流通，标志着票证时代的终结。

　　济南的票证退出历程与全国同步，但更具地域特点。上世纪80年代初，济南自由市场兴起，大观园、人民商场等地出现无需票证的蔬菜、水果摊位;1985年，济南取消肉票、蛋票，实行猪肉、鸡蛋敞开供应，仅保留粮票、布票等核心票证;1988年，济南取消布票;1992年，济南率先在山东省内取消粮票，实行粮食市场化供应;1993年，随着全国粮票停止流通，济南票证制度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票证的退场，见证了济南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民众生活的显著改善。上世纪90年代后，济南超市、商场日益增多，物资供应丰富多样，民众的消费选择更加多元。济南自行车厂、济南纺织厂等本地企业扩大生产，金鹿牌自行车、泉城牌肥皂等产品无需票证即可购买，成为民众生活水平提高的直接体现。

　　如今，票证已成为历史文物与收藏品。2010年济南市档案馆举办“票证里的济南记忆”展览，展出各类济南票证300余张，吸引了大量市民参观，唤起了集体记忆。

　　票证的历史价值，不仅在于其作为文物的收藏意义，更在于其承载的时代记忆与社会价值。它见证了新中国从物资短缺到丰裕富足的变迁，记录了计划经济时期的经济制度与社会结构，反映了济南民众在困难年代的生活智慧与坚韧品格。票证制度下形成的邻里互助、精打细算、勤俭节约等品质，至今仍是济南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全国到济南，票证制度的兴衰，是中国社会经济转型的缩影。这一张张方寸纸片，不仅是计划经济时期的生存凭证，更是镌刻着时代印记、城市记忆与人间温情的历史文物。当我们回望票证时代，不仅是为了缅怀过去，更是为了珍惜当下的丰裕生活，从历史中汲取前行的力量，让票证里的智慧与温情，成为滋养城市发展的精神养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