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时代奇观，挂在“语词”的钉子上

　　有人问大仲马：你的历史小说为什么写得那么好?大仲马说：历史是一枚钉子，我要在上面挂我的小说。

　　读“语词收藏者”黄集伟的《空耳集》，你会觉得，被黄集伟收藏并阐释的这一个个语词，也是一枚枚钉子，它们挂着时代的奇观和隐秘，迎风招展。

　　比如第27条，在对“怼”字进行了一番“字源学”考察之后，作者写道：“无论怎样，互怼、怒喷之类的此起彼伏，促成了怼字的流行，它跟消费愤怒、消费后真相的时代的德行、生意相关，也跟舆情的压抑、延宕乃至闭锁有关。它记录下人心与人性幽暗不堪的一隅，已逐渐成为社交空间公众交互的情绪标配。经由掐、喷、撕等中国式互怼，构建出一个以虚拟空间为平台、以观念站队为驱动、以情绪宣泄为目的的网络情绪共同体。这种不以血缘为标准、不以乡党为圈层的情绪共同体，描绘出一幅社交媒体时代辽阔斑斓的中国浮世绘。”

　　在一语道破“怼”字背后时代情绪之后，作者还不忘以幽默、锋利之笔补上一个例子——“单位今天新来一个同事，出于新人的礼貌，他向我打招呼：你好，我姓马——风吹草低见牛羊的马;我一听，我槽，这不是挑战我呢吗?我赶紧说：啊，你好，我姓白——赤橙黄绿青蓝紫的白。”这段子虽然编得漏洞百出，可也许恰恰如此，它的暗怼气质才格外呛人。

　　以“怼”为例，我们或许很快能明白作者是如何选择并阐释包围在我们身边却被我们习焉不察的语词的，毫无疑问，在作者眼里，这些语词是语言生活的微观样本，是解锁时代奇观的有效密钥。极化的语词是这个时代人们“极化认知”的投射，就像“放言闪婚的玩笑背后，总是藏着这样那样的惶惑”。人心的慌张、背离、怨恨、无助，时代的焦虑、愤懑、冲突、灰暗，曲里拐弯或者简单粗暴，总能映现在语词之中。但作者显然不是如此简单地以机械的“反映论”来阐释语词，书中还涉及诸多有关语词本身的变化以及与时代的关系。也就是说，在一个个语词背后，有连绵成片的语言和时代互相交织“规律”。这些“规律”若隐若现，一旦被作者写出来，便立即具备了很强的“概括力”和“解释力”。

　　比如，书中第9条专门论及“词义贬化”和“词义

　　改良”——历史语言学里的所谓“词义贬化”概念也叫“词义恶化”，而“词义改良”则由贬而褒。前者如“小姐”，后者如“奇葩”，无论坠落还是逆袭，都是语词被社会肌体“翻云覆雨”的例证。

　　再比如，书中第40条写到多年前记者郝铮报道某赛事，收尾处别开生面：“北京精神是‘爱国创新包容厚德’，而今天的五棵松，北京球迷所表现出来的北京精神是‘局气有面儿厚道讲究’……”对这内涵差异明显的官民两版“北京精神”，作者写道：“两版相较，庙堂语文和江湖语文的非对称本质更扎眼：系统不同，章法不同，词库不同，各自闭合，少有交叉，把这两个圆圈儿画到一张纸上，有点难。”

　　这样的语词解读，由于紧贴时代和现实，既能让人感同身受，还能促人产生更为丰富的联想。比如，在所谓词语贬化、改良，以及庙堂语文和江湖语文之外，你一定会联想到触目惊心的语词“腐败”——当那些明亮得如此晃眼却虚弱得如此空洞的语词，连绵不绝扑面而来之时，当滔滔不绝的雄壮话语和厚黑阴暗的所思所为同生共长，这些腐败的语词所腐蚀和败坏的，恐怕不仅仅是语词本身，还有我们的心。因为语词组成语言，而语言，就是存在本身。语言的澄澈是存在的澄澈，语言的腐败当然是存在的腐败。

　　我还特别喜欢书中扉页和“辑二”空白页作者所录的两句话——前者来自鲍德里亚：“日常语言是一只家禽，写作就是要把它重新变回野种。”后者来自策马啸西风：“脑子这种容器，有趣的事物不占领它，荒草和屎就会占领它。”对于前者，所谓“野种”，指的应该就是语词的澄澈吧，对于后者，想必不用再作解释。

　　《空耳集》读得开心，于是又找出来尘元的《在语词的密林里》翻。也是小开本，我手中的版本是“1991年6月第一版，1996年3月第2次印刷”。定价9.50元。1991虽然距今才31年，回头去看那些语词，可不，已有不少成了“标本”。但得亏有这些标本，钉子一样钉住了一些值得我们回味的东西。以《空耳集》的质地而言，若干年后，我们恐怕也会感谢作者，感谢他钉住了一些我们不该遗忘的东西，而且是用如此幽默犀利、逸趣横生、活色生香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