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宁：唯一的办法就是写下他们

　　近日，作家万宁的小说集《雨一直下》与读者见面。小说集收录了包括《南情北爱》《躺在山上看星星》《鼻子的风水》《这个世界会好吗》《乡村书屋》《五月，五月》，以及同名篇《雨一直下》等在内的12篇中短篇小说。

　　万宁在这些小说里呈现了一种创作的丰富性，她叙事的视角可以是女性，可以是男性，也可以是动物，她讲述的故事发生在过去或者当下，发生在南方或者北方，更是发生在生活的日常里。

　　万宁说，一个人瞬间的某个行为、某句话，有时会莫名其妙地撞击到内心的某个角落，她试图忘记，但一些类似的能关联的人物、场景、情节会不请自来，而想要安宁，唯一的办法，就是写下他们。

　　人的命运就这样呈现了

　　栾峻杰越过郝冬，盯着他身后窗外的湘江，他突然联想父亲栾友宗当初跑这么远，是不是借着大理想，有自己个人的逃避，在一个陌生的地方重新生活?

　　他突然渴望像父亲一样，断掉从前所有的一切。——《南情北爱》

　　记者：在阅读这些小说的时候，感受到了不同的语言节奏。比如《南情北爱》《乡村书屋》这几篇里，语言节奏就比较慢，感受到主人公那种很惆怅、很沉重的心思。《鼻子的风水》《雨一直下》《这个世界会好吗》这几篇里，语言节奏比较快，感受到主人公的爽辣。您在创作的过程中，一般会怎么处理语言节奏的问题?您觉得一位作家对语言的把握是天赋，还是可以经过后期训练习得?

　　万宁：在写作过程中，基本上没有想要去处理语言的节奏，小说语言应该是根据小说中的人物及他的各种背景自然而然产生的。

　　像《南情北爱》《乡村书屋》里的主人公，都是五十几岁的男性，背着一身的故事，生活中的他们又一直沉默。写他们时，就自己交代自己：不着急，慢慢来。不少悬念累积在他们身上，线索向前推进时，我又跟自己说：忍着，不能一吐为快。在这种氛围中语言节奏也就慢了下来。

　　而《鼻子的风水》《雨一直下》《这个世界会好吗》里边的主人公都是女性，又很年轻，写得又是当下，第一人称的叙述，使得语言节奏又快又张扬，这与作品中人物性格有着直接的关联。

　　作家对语言的把握存在一定的天赋，这里包含了个人独特的气息，以及对事物认知的一些敏锐与特殊感性。小说语言当然是可以经过后期训练的，现在有很多写作训练班，语言训练好像是其中的一个项目。

　　记者：《南情北爱》的结构很妙，前面铺陈了那么多，最后都汇在了小说的最后一句里。对您来说，《南情北爱》这篇小说的创作有哪些挑战吗?完成这篇小说之后，您收获了怎样的创作新经验?

　　万宁：《南情北爱》是一篇放在心里一直想写的小说。从小到大生活的地方有许多南下干部，甚至与他们的后代还是好朋友，在南方日常生活里，他们在我们眼里有很多奇怪的地方，我莫名地偷偷关注。

　　直至有一天，一根导火线在我心里点燃，小时候我们公认长得最帅的某某突然极度消沉，熟悉他的人告诉我他离奇的经历，于是我夜不能寐，把时光一遍一遍地倒了回去，我想帮他仔细寻找，错到底出在了哪儿?为什么一个苦难又一个苦难紧追着他不放?这是一篇我不太敢重读的小说，因为重读时，心脏总会不自觉地紧紧收缩，那种难以说清的痛感会遍布神经末梢，总之人很难受。完成这篇小说，只是出了一口粗气，终于把老早就要写的东西完成了，至于收获了怎样的创作经验，一时难以说清。小说是自然生长的，写儿子的爱情，也写父亲的婚姻，时空不断穿插，南方北方，现在与过去，个体生命与时代洪流，絮絮叨叨，人的命运就这样呈现了。写作是不讲性别的

　　雨在空中大行其道，我惊讶不已，隔着雨帘，我看见姚小瑶坐在另一辆警车上，她正拍打着玻璃，发出呼救的样子。雨水顺着她拍打的玻璃一道一道地流淌。我冷笑一声，隔个肚皮隔座山，要是汪宝被人砍了，这辈子我跟她没完。——《雨一直下》

　　记者：《南情北爱》《乡村书屋》这两篇的主人公是男性。作为一名女性写作者，在选择这样的故事、这样的叙事视角的时候，有什么经验或者遇到什么困难吗?您认为“性别”会影响创作吗，如果会，会有什么影响?

　　万宁：写作中，如果以男性为主人公时，我通常会提醒自己，这是在写一个男人，他们行事说话、眼睛里的事物与女人完全不同，在这个过程中，我会在潜意识里把自己当成男人，男人写男人，很多问题就解决了。

　　其实，只要是自己想写的小说，叙事视角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通常都不是什么大问题，我一直认为写作是不讲性别的，只要熟悉笔下的人物，写的时候是没有多少困扰的。

　　记者：在读《雨一直下》《鼻子的风水》的时候，真的觉得心里是潮湿的。您能谈谈这两篇小说的创作灵感吗，这两篇小说最终完成您的表达初衷了吗?

　　万宁：这两篇小说中的人物，有一定的原形，她们的身世，大部分是她们自己讲给我听的，听的时候，心里也是潮湿的，我奇怪的是她们的语气，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一点都不自怜。

　　丛简(《鼻子的风水》主人公)的原形，年纪轻轻，鼻音很重，讲起话声音沙罐子样。那天，她又在咳，我说你得去医院看看，她笑了一声，没心没肺地讲，我这咳嗽，我这嗓音是治不了的。接着，她讲她生下来七天，大冬天的父母把她丢到姑姑家门口，放了一挂鞭炮，就走人了。可是姑姑在门内一直犹豫，要不要捡了她做女儿。后来，姑姑最后还是开了门，只是她差点被冻死。她喊妈妈的人，我经常见到，在物业搞卫生，其实是她姑。她说她亲妈只当作亲戚走走。这个聊天，我被说不清的东西击中，一直忘不了，然后又延伸出许多意想不到的东西，小说也就来了。

　　写小说之前，我没有具体非要表达的东西，但作品出来后，要表达的内容又好像有许多。

　　一天的时间眨眼就到了深夜

　　我说，老天硬是要我们在梨花古道多住住，那就多住住呗。老曹连嗯几声，说这里有吃有喝，住多久都没问题。我扭头看见圆桌上摆好的几道菜，有辣子炒鸡酸菜煮鱼，舌头在嘴里舔了舔，便伸手去拉蓉蓉，说只能这样了，吃饭吧。蓉蓉刚起身，尖叫一声，就跌回木凳上。护送她的村民说，回山庄翻爬岩石时崴了脚。

　　——《这个世界会好吗》

　　记者：小说集中还收录了您早前的创作。从开始创作至今的这么多年里，您是从什么时候或者哪次写作的时候，感觉到自己的创作发生了一种非常大的变化?您觉得文学创作这件事，对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或者说它让您坚持至今的原因是什么?

　　万宁：其实没有什么原因非让我坚持的。中间也停过三四年没写，那时我以为从此我不再写作，可是当某些感觉冲向我时，环顾四周，我唯一的表述方式还是一个人面对电脑去参与那些想说清又说不清的事情。

　　另外，一个人瞬间的某个行为、某句话，有时会莫名其妙地撞击到内心的某个角落，我试图忘记，但一些类似的能关联的人物、场景、情节会不请自来，他们像一团乱麻纠缠着打扰着，想要安宁，唯一的办法，就是写下他们。

　　确定了写某类人，我会试着接近他们，与他们聊他们的日常，又或者并不说话，只是观察某些特有的细节。做这些，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是给自己的写作找个依靠，能让自己在写的过程中，有人物立在眼前，有场景能具体在文字里，而另外的许多东西是突然而至的。

　　我是停了近四年后，写了个中篇《你面前横着一条河》，这小说后来发《当代》也被选刊选了，这篇小说与之前的写作确实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这些年，写作与阅读成了一种习惯，让我觉得时间不够用，一天的时间眨眼就到了深夜(当然，我的时间没有全部用在写作上，我养狗养猫，种花种菜，还有小区里的流浪猫流浪狗等着我投喂，时间就这样虚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