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祭祀坑有哪些悬案未解决？

      四川省广汉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现，随着1986年两个祭祀坑的发掘达到高峰。发掘出土的巨型青铜人像、造型奇特的青铜面具、发式各异的青铜头像以及覆盖其上的黄金面具、数株高大的青铜神树、黄金制作的“权杖”等，构成了其独特的文化风貌。2019年，在这两个祭祀坑的区域内又新发现了多个祭祀坑，并在近期展开了全面的考古发掘。全世界再次为之震惊，也引发了人们更多的热议与思考。

　　三星堆祭祀坑有哪些悬案未解决?

　　三星堆祭祀坑是三星堆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这个文明体系的，还有成都金沙遗址、十二桥遗址等青铜时代的遗存，我们可以将其统称为“三星堆文明”。

　　综观学术界对于这个前所未有的重要考古发现的认识，除了对其考古学年代、祭祀坑的性质、功能、出土青铜器、玉器在中国青铜时代与其他考古文化之间的异同提出一些观点之外，其实最大的悬案还始终未能解决：这样一个具有高度发达水平的古国、古族和古文明，为何至今为止还没有发现类似商代甲骨文那样的文字系统?除了肯定其中具有与中原青铜文化、南方青铜文化相似的某些文化因素之外，为何从总体上来看却表现出许多中国既往发现的青铜文化中从未展现出的独特和神奇之处?社会公众最为关心的问题仍然聚焦在三星堆文明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又为何显示出如此之多的神秘色彩等问题上。在科学的解释尚未确立之前，各种猜测与想象可谓铺天盖地。

　　怎样理解三星堆祭祀坑发掘的世界性意义?

　　我个人多年来一直认为，要最终寻找到科学阐释三星堆文明的路径，考古学者和历史研究者唯有放宽眼界，将其置于世界文明的视野之下，或可找到正确的答案。

　　无可否认，三星堆的考古发现是世界级的考古发现，完全可以列入世界最为著名的考古发现之列。我国著名学者李学勤先生曾经指出：“三星堆发现的重大价值还没有得到充分的估计。实际上，这一发现在世界学术史上的地位，完全可以与特洛伊或者尼尼微相比”，“它的价值和作用应当站在世界史的高度上来认识”。这是对三星堆文明所具有的世界性意义极其深刻的阐释。

　　特洛伊和尼尼微在早期欧洲文明起源过程中都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遗址，它们的发现和发掘，对于认识整个西方文明的起源、发展和形成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荷马时代的特洛伊，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被认为对欧洲其他地区文明的发展作出过巨大的贡献。而三星堆文明，虽然是在四川地区发现的，但它既改写了中国青铜时代的历史，改变了中国青铜文化既有的面貌，也是中华文明对于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所以才具有和世界级的考古发现同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重要地位。

　　三星堆文明对于中华文明具有哪些独特贡献?

　　三星堆文明对于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具有独特的贡献。在以往的传统学术观念中，夏、商、周三代文明所代表的中国青铜时代文明，其最为基本的文化特征，是以青铜礼器为中心，形成一整套礼仪制度而彰显天下，代表国家权力与等级秩序。中原文化中以“列鼎”制度为代表的青铜礼器，据《仪礼·士冠礼》《礼记·礼器》等文献记载，大体上可分为五等，即天子九鼎八簋;卿大夫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士三鼎或一鼎，士以下不得用鼎。地下的考古发现证明，这一制度的具体实施在商、周时代的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有所差别，但总体上与文献记载可以互证。这一青铜礼器制度体系的形成，不仅是中国早期文明形成的标志，而且对整个东亚早期文明体系的形成也具有深远影响。

　　三星堆的考古发现则显示出，中原地区形成的这套礼器制度也影响到遥远的古蜀地区。从1986年两个祭祀坑出土的112件青铜器中，便有尊、瓿、盘等礼器的存在，而且在器形和纹饰上也模仿了中原青铜器。但我们不能避而不见的是，三星堆同时还存在着以黄金“权杖”、象征权力与威望大小不等的青铜人像、神像、黄金面具等来表达和显示等级与权力的另一套体系。这就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过程中的文化内涵，让人们第一次认识到，除了中原地区严整、规范的青铜“列鼎”所代表的礼仪制度之外，在广阔的中国大地上，还有着与欧亚大陆青铜时代相类似的表达社会权力、等级，表达人神之间的沟通，表达人们对宇宙世界崇拜信仰的另样方式，使传统的中国青铜时代文化的面貌有了巨大的改观。

　　为什么说三星堆文明是早期中外文化交流的灿烂结晶?

　　三星堆文明具有东、西方文明的许多共同特质，是早期中外文化交流的灿烂结晶。以我国黄河流域为中心形成的商周青铜文明，不仅辐射影响到整个早期中国，也同时影响到历史上的“东亚文化圈”。但是，在这个固有的青铜文明体系中，三星堆很显然出现了诸多新的文化因素，它既有中原青铜文明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器物，同时又创造出铸造高大的青铜人像(或神像)和头像、大量使用黄金制品——包括制作黄金“权杖”、用黄金面罩覆盖于青铜头像表面、崇拜很可能与“太阳神”“宇宙树”有关的青铜神树等诸多以往在东亚青铜文明体系中所罕见的新事物。而这些事物，在古代中亚和西亚青铜文明之中却并不鲜见。正因为如此，三星堆文明很可能在传统的中原文明和地域性显著的巴蜀文明的基础之上，还广泛地吸收了来自周边其他古代文明的某些因素，从而同时具有东、西方文明交融的特点，成为中华大地上早期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成果。

　　从地理位置上看，三星堆文明处于所谓的“华夏边缘”地带，但却与其西北方向的“陆上丝绸之路”很早就有着固定的交通路线，南面可通过滇、缅、印之间的古道直接通向南亚、东南亚以及中国沿海各地，甚至与被视为“人类生命禁区”的青藏高原，早在史前新石器时代就有了交往和联系。汉代开通“丝绸之路”，一个重要的动因，就是汉使节张骞在大夏(巴克特里亚)看见了蜀地商贾通过古代天竺(今印度)辗转贩运而来的蜀布、邛竹杖和枸酱等土特产，从而游说汉武帝开始了“凿通西域”的壮举。因此不难设想，青铜时代的巴蜀与外部世界之间，绝不会是一个彼此封闭的空间，这个区域的开放性与包容性，给三星堆文明提供了走向世界的强力支撑。

　　关于三星堆祭祀坑的发掘和研究，还有哪些工作需要重点开展?

　　当下，三星堆祭祀坑发掘正在进行，很显然，三星堆古国曾经存在过一个长期、系统的祭祀体系。我们不禁要问：人们祭祀的对象是谁?是人间的君王，还是天上的神灵?要解答这些问题，就要等待考古发掘与深入研究的结果。

　　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对于三星堆文明的探寻一直没有停止过，但是与全球世界级的古代文明成就相比较，现有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还不足以全面展现三星堆文明的整体面貌。我们期待着考古工作者通过不懈的努力、扎实的工作，逐步建立起三星堆文明的结构与体系，例如：针对诸如王陵、宫殿、城垣、作坊等重点区域进行重点探察;对青铜、玉器、金器产地及技术来源等问题开展多学科合作研究;深化对三星堆文明产业结构、技术工艺、经济体系的认识;把三星堆独具特色的神像、面具、神树、黄金崇拜等文化内涵和艺术渊源等问题置放于更为宏大的历史背景之下加以综合比较。我们深信，以四川省内考古力量为中心，全国考古界通力合作，进而实现中外学术界的携手努力和多学科的协同攻关，作为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最伟大成就之一的三星堆文明，必将以其雄伟的身姿傲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